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篇一

浅谈毛泽东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浅谈毛泽东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赵 梦

论文摘要：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不仅饱含他本人的心血，在史学思想和编纂体系上，还与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注密不可分，这使得这部通史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与以前的经学史研究旨趣相比，范文澜到延安后学术研究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为学术而学术”的经学式研究转向为现实斗争服务。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之中。有人说：“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丰碑，开启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1］（P169）还有人赞誉说：“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２］（《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他之所以在该领域起到奠基作用，除本人的学术修养外，与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注也密不可分。

一、毛泽东是范老编纂《中国通史简编》的启蒙者

有人说：“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编着全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３］范老正是于此时到达延安。1940年1月，范老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学术知音”的友谊。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当时党的理论宣传的产物。此时，“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2］（《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范老长时期研究历史，就成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最佳人选。有人说：“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起因。”［４］具体写法采用毛泽东“夹叙夹议”，编纂过程也充分尊重作者意见，而指导思想则是毛泽东的观点。有人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５］还有人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成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锐利武器，使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６］总之，无论写作方式还是指导思想，《中国通史简编》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

范老对毛泽东交待的任务也极为重视，并尽全力去做。自1940年8月，范老夜以继日地写作，至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公开出版。毛泽东高兴地说：“延安物质条件很艰苦，图书资料也缺乏，完成通史编写很值得庆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着作了。”［６］“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1941年底，范老又完成中册（至鸦片战争以前），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自1952年，范老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正如有人说：“范文澜把毛泽东这一思想，看作是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根本态度，成为他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６］范

老自己也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绪言》）因此，范老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将延安版中国通史进行改编。正如有人说：“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他的唯物史学义例，从根本上说，总是‘跑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始终未能挣脱毛泽东、斯大林的教谕。何以他对唯物史学的补充、修正和引伸，也得到毛泽东思想为保护伞。”［8］（P446-450）

正是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和保护，《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才有了其他史家没有的机遇。在“文革”期间，范老被诬陷为保皇党，列入被打倒范围。而此时，他得到毛泽东保护。1966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以此公开方式对范老进行保护。此后，范老再也没有受到冲击和批斗。而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还派其女李讷对范老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写一部中国通史。”曹靖华回忆毛泽东要范老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说：“你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可见，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延安版的撰写，还是建国后的修订，都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可以说，毛泽东是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编纂的启蒙人和支持者。

二、毛泽东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编纂的支持者

范老作为知名的经学史专家已是学界共识。1941年夏天，范老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也去听讲，并连续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9月5日，在看到范老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之后，范老便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毛泽东要求对近人批判研究，是范老治中国近代史的直接原因，如有人说：“范文澜根据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４］

当然，范老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9］（P802）据此，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了四部着作。根据分工，范老调整了《中国通史简编》编纂计划，全力准备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因抗战胜利他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可见，面世的《中国近代史》只是政治史原计划的四分之一。与此前《中国通史简编》相比，写作目的与体例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建国后，一方面，范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分工合作理念，积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老用10年时间，先后出版《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10种60册，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厚今薄古”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1958年，范老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里，范老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10］（P219）这一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表扬。在会上毛泽东几次激动地站起来说：

“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正如有人说：“毛泽东在如此重要的中共代表会议上对范文澜的文章大加赞赏，这无疑是对范文澜历史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鼓舞与鞭策。”［４］另外，范老还撰写了《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伟大的五四运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无一不是在为编纂中国近代史做准备。

总之，无论是《中国通史简编》还是《中国近代史》，其编纂都既饱含范老本人的心血，又与毛泽东的提倡和关注密不可分，并且从史学思想和编纂体例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这也使得范老的中国通史具有了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1］史学史研究室.新史学五大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洪认清.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J］.淮北煤师院报，2000，（3）：56-61. ［4］孙琴安.毛泽东与范文澜［J］.历史教学，1993，（3）：20-21.

［5］陈其泰，张利.范文澜在延安——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篇章［J］.人文杂志，2001，

（3）：131-135.

［6］程龙，杨立琴.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J］.党史博采，2004，（4）：31-36.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鹿书社，2003.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局.范文澜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篇二

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

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兄是我的老师，有一天他安排我到村子西头的农家去取一本书，书的名字是《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一个陌生而拗口的名字，为了让我不至于忘记此行的使命，堂兄兼老师反复的叮咛嘱咐这几个汉字，然后让我复述给他听。正是这样一个机缘，使我牢牢的记住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样一个名词，尽管读到他是在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

读过的现代学者编著的中国通史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政治先行”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此类代表。在其《前言》中，就明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撰述的指导思想。这类中国通史，虽然在具体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等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中国史稿》、徐连达、吴浩坤、赵克尧《中国通史》等主张“战国封建论”；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主张“秦统一封建论”；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主张“魏晋封建论”；张传玺、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主张“西周封建领主、秦汉封建地主论”„„但此类著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二、“重视文化”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全谈文化，等于中华文化的专题研究，下编才以时间为序，探索历史发展。钱穆《国史大纲》，更是成书于“抗战”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纯以保存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成一家之言”的中国通史。台湾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著《中华通史》，洋洋十册，每章后附该段历史《大事年表》，并附“主要参考书目”，让有心者能履迹溯源。樊树志《国史概要》，吸收当代最新史学研究成果，使入门者易于窥览。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虽属考古学专著，但苏先生明确提出的“中华文明的多源起源”一说，对后代学者编撰新的中国通史，当有筚路蓝缕的指导之功。{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剑桥中国史》系列（尚未出齐）。这类著作，观念新颖，文字流畅，可惜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叹。在这一背景下，旅居海外、先后任美国匹茨堡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校教授的著名史学大师许倬云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该书文笔流畅，而且考古与史料并重，文化与政治齐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关注每一个时代里“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并

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审视。这种历史眼光，在以往的中国通史中，稀见。

五、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被认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在1940—1941年在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编写的。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的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同志。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忆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类型历史书不同之处，他自己归结为五点：{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赋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例也注意深入浅出，多有新创。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并不觉得枯燥。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读。如此等等，也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的显著的特色。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年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陷。1948年，范文澜曾在该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讲演纪录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3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还有以下几项史实需加了解。{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曾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主张，创始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

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二是中国通史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历史。把中国通史理解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实在也是误解。《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原分编为三册，上册写到五代十国，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以前，下册原计划编写近代部分，因著者投入整风运动而中断。此后又由于新的情况而改变了计划。

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这个号召，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这个任务后，不得不把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鉴于编写通史简编的经验，此书开始编写即由他独立承担。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就因抗战胜利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写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编》，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此书原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尔后，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1948年4月，原编为上、中册的《中国通史简编》经过校订，改编为上、下册再版。所以，严格说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的著述，是近代以前的中国通史。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年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一百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出版时虽曾题为“修订本中国通

史简编”，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逝世后，此书在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以与延安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

《中国通史简编》自延安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编次有所不同，有以下几种版本。

1．上、中册两卷本。

这是本书最早的版本。上册于1941年5月在延安付印出版，内容自上古至五代。中册1942年出版，写到鸦片战争以前，无下册。上册出版时，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序言，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版刊行后，解放区各地曾据以翻印。

2．六卷本。

1943年10月新华书店出版。将上、中册分装为六册。第一册是第一编，远古至秦。第二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第三册：第三编的第一、二、三章，隋唐五代十国。第四册：第三编的第四、五章，北宋南宋。第五册：第三编的第六、七章，元明。第六册：第三编第

八、九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和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本版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卷首刊1941年上册的旧序，无新版说明。1945年1月再版刊行。

3．简明教程本。

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1941—1942年延安版重印，仍分为上册、中册两册。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序言，无出版说明：尔后，范文澜在本书1948年版的“再版说明”中曾提到《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在延安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出版了”。

4．合编一卷本

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8月再版。据延安版重排，合编为一卷。书名仍称《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范文澜主编。卷首刊1941年旧序，无新版说明。

5．分编八册本。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1945年版，仍将上、中两册分编为六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本书第七册和第八册，一并刊行，署范文澜著。第七册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附记”，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中国通史简编》，分成六册，颇便阅读。兹将本书作为简编第七册、第八册，附录移至第七册后面。其余概不变动。”这里所说的“附录”，是指原来附于书末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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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有《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准备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全书未成即逝世，后续工作由蔡美彪完成。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杨，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上世纪四十年代，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这部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出的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1968年7月20日，**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范老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他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 第一册是中国通史第一编 收入了原自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即秦朝的统一。共为五章，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况。

第二册是中国通史第二编 收入了秦汉至隋统一时期。共为六章，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概况、文化概况和各族间的交往与融化。

第三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一册。共三章，第一章叙述隋朝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状况。第二章叙述唐朝的政治概况和经济概况。第三章分别叙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个王朝和十个割据国的兴亡及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

第四册是中国通史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的第四、五、六、七章组成。分别叙述了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大理国，亦即藏族、维族、彝族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概况。

第五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叙述宋王朝的建立与南迁，即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第二章叙述宋王朝的南迁与灭亡，即南宋时期的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

第六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五章组成。第三章叙述辽朝包括西辽的政治、经济、文化。第四章叙述西夏的兴亡和经济、文化。第五章叙述金朝的政治史事和经济状况。

第七册是中国通史第四编 宋辽金元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六、七章组成。第六章叙述元朝的政治史事、经济状况和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七章叙述宋金元时期的文化状况，包括经学与理学、文学艺术、学术著作、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第八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一册。共两章。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叙述明太祖至武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章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叙述明世宗至神宗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第九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二册。由本编第三、四章组成。第三章综合叙述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第四章叙述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即清圣祖至世宗时期的政治概况。

第十册是中国通史第五编 明清封建制时期的第三册。由本编第五、六、七章组成。第五章叙述清高宗、仁宗时期的政治史事和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第六章叙述经济状况。第

七章是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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